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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在不遗余力地废毁佛教的同时，与道士赵归真、邓元起、刘玄靖等人终日厮混，讲道论法，服用道士们给他合制的所谓长生不死的丹药。
用于炼制丹药的许多矿物都是有毒之物，虽然在合制中已经过诚毒处理，但长期服用对人体仍是有害，会因慢性中毒而最终导致死亡。
1、唐武宗荒唐的改名
武宗因服食丹药而容颜憔悴，肤泽枯槁，及至后来，则经常由于药力发作而性情乖张，喜怒无常。而武宗则听信了赵归真的鬼话，对朝野秘而不宣。文武百官不知就里，只是奇怪皇帝近来很少外出游幸，宰相、大臣们上殿奏事，也是匆忙奏罢就离去，不敢久留。
专宠后宫的王才人曾经劝谏武宗珍重龙体，少服丹药，而武宗则对“长生不死”信之不疑，沉湎其中不能自拔。
展开剩余93%道士赵归真则为之诡辩说，服用丹药而消瘦是正常的，这是在换骨，愈病愈服，愈服愈病，才能得道成仙。
至会昌六年(846年)，武宗已是病入膏肓，愈益沉重，不能升朝理政，甚至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大政也不能坚持。连例行的正旦日接受百官朝贺，也不得不取消了。
道士们认为武宗的病是由于他的名字在“五德始终”说中处在不利的位置而造成的。唐朝以“土德”而王，而武宗名字为“瀍”，从“水”，土胜水，即天子之名被王气所胜，所以不利。
应改名“炎”，从“火”，火能生土，以取君名胜王气之义。
于是，朝廷中大臣也附和道士之说，上奏请求武宗改名，以禳灾免病。武宗当即下诏，准大臣所奏，改名为“炎”，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赵归真等道士编导的闹剧而已。
但是，改御名也未能挽救武宗的性命。
终自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以后，病情不断加重，已经有十多天口不能言。
宰相李德裕要求入宫探望武宗也同样遭到了拒绝。官门森然，朝野上下无法知道皇帝的病情究竟如何？一时间流言纷起，人情危惧。
2、左右皇位的三股力量
实际上，此时朝廷中以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与武宗的联系已经被切断，即失去了在皇位交替之际左右朝政的能力，而在武宗朝一直受到压抑的宦官势力，利用他们身居宫中和掌管神策军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先发制人，使唐朝历史上又多了一幕宦官拥立皇帝的闹剧。
武宗生命的最后时刻，完全丧失了安排身后事的能力，已经成了任人摆布、利用的偶像。此时，在武宗身后立储问题上，能够与后来拥立宣宗的神策军左军中尉马元贽有望一搏的有两个势力。
首先是帮助武宗夺得帝位中有功和后来一直于武宗有专房之宠的才人王氏。武宗感念其功，以夫人进号才人，曾打算册立她为皇后，李德裕以王氏家庭出身极其平常，入宫前又为一歌舞妓女，而且并无子嗣，若立为皇后恐被天下讥笑为由上奏劝谏，武宗只好作罢。
至武宗病重，王才人思忖皇帝大行后，自己的前程必然凶多吉少，遂立志为皇帝殉死。
三月甲子，武宗面向在御榻之侧侍疾的王才人问道：“我死，汝当如何？”对此，王才人因早已有精神准备，遂很痛快地回答说：“愿从陛下于九泉！”
武宗见王才人如此表示，便随手将一条丝巾交给王才人。王才人回到寝殿，浓妆盛服如平日，又把自已所蓄财货及玩用诸物尽数散施宫人，然后带着武宗给她的丝巾来到武宗御榻，见武宗已经殡天，就在御榻旁自缢而死。
还有的文献记载说，武宗在弥留之际，还曾经让王才人在御榻前为他唱歌，王才人唱了一曲《河满子》，音调悲怆凄凉，闻之者无不为之流涕。宣宗即位后，嘉其气节，追赠贤妃，陪葬端陵。
其次是武宗的五个儿子，依次为开成五年(840年)封的杞王李峻，会昌二年(842年)封的益王李岘、兖王李歧、德王李峄、昌王李嵯。
然而，这五个儿子年龄都很小，而且，武宗一直没有册立皇太子。
显而易见，这两种势力都无法与神策左军中尉马元贽相抗衡。
因此，马元贽在操纵皇位继承时可以说达到了有恃无恐、为所欲为的地步。马元贽舍弃武宗诸子而拥立宣宗，其用心亦如其前辈一样，只不过是为了做佐命功臣，邀宠固位而已。而在这中间穿针引线的则是仇士良的宦官集团，这一点，后面我们细说。
马元贽等人正是利用了当时的特殊形势，以武宗诸子冲幼，立嗣须选贤德为名，以垂死之际的武宗名义颁诏，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
六月二十三日，武宗驾崩。二十六日皇太叔李怡在此之前已经改名李忱，遵遗诏在大行皇帝枢前即位。
武宗因服用丹药中毒就在他颁诏改名后的第十二天，一命呜呼，时年三十三岁。这是对武宗祈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绝妙讽刺！
李炎死后，朝臣上谥号曰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同年八月，葬端陵。
3、唐宣宗的身世
唐宣宗，原名李怡，宪宗第十三个儿子，元和五年(810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大明宫，长庆元年(821年)三月，封光王。
宣宗的生母郑氏，原是镇海军节度使李锜的小妾，元和二年(807年)，李锜起兵谋反，兵败后满门被杀，郑氏被送入皇宫，充任宪宗贵妃郭氏的侍儿敌因其貌美，被宪宗宠幸，生下李怡。
李怡幼时与一般的孩子不同，沉默少语，视瞻特异，当时人们都以为他是先天性智力障碍，即痴儿。
在李怡十多岁时，曾经得过一场大病，据说在他病愈后的一天，忽然通体发光，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思维敏捷，接人待物，应对如流。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经常正身拱揖悦倍网，作出皇帝面对臣僚之状。他的奶妈以为这是因病而加剧了心疾。
他的哥哥、穆宗李恒前往探视。他认为李怡是真的变聪明了，摸着李怡的脊背对众人说：“这是我李家的瑰宝也！”赏赐他玉如意、御马、金带等物。
据说，李怡曾在梦境里乘龙升天，他告诉了母亲郑氏。
郑氏为防止招致祸患，叮嘱李怡道：“此不宜人知者，幸勿复言！”
文宗、武宗之时，李怡已经成人，他遵循外侮而内朗的处世准则，在与宗室成员的游处交往中，轻易不发一言。
文宗、武宗经常到宗室诸王聚居的十六王宅，与诸王宴饮聚会，他们都认为这位叔叔的模样和作派很有些意思，千方百计地引诱他说话，看着他的样子，当成开心佐酒的笑料，戏称他为“光叔”。
而武宗则更以他自己长得高高大大，潇洒倜傥，善于谈吐，对叔叔李怡的随便已经达到了不太礼貌的程度。
而自从武宗病重，李怡受命改名监国以后，令朝野上下刮目相看，不仅其言行举止合于礼制法度。
尤其在即位之初，他延见群臣，接受表章，日理万机，决断庶务，也表现了他面临繁剧政务的卓越器识和雍容风范。
4、为何是唐宣宗继位？
从正史的记载来看，宣宗善于韬光养晦，宦官贪其庸下易制，故而立之，宣宗本人并未预谋其事。
宣宗自幼即装痴装傻，骗取文、武二宗的信任，说明他心机很重，对皇位之争非常敏感，甚至还有一定的想法。
作为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毫不知情、稀里糊涂地被宦官拥戴登基太过于戏剧化，可信度很低。
尽管正史讳莫如深，但是一些新出宦官墓志却将宣宗即位隐情透露一二。
其中《唐故振武麟胜等州监军使孟秀荣墓志》尤其值得重视。
此志虽为一宦官墓志，但其中“会昌五年九月七日，为王妃连累，贬在东都恭陵，已夺朱绂”等语颇值得深思。
《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九月条载：
“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
自九月以后，包括宰相在内的近臣都已觉察到武宗将不久于人世，这时正是皇位争夺的激烈时期。
又会昌六年四月宣宗始听政，是月底宣宗即将孟秀荣召回，次年正月又进一步除其为内养，其后孟秀荣飞黄腾达，甚得恩宠。
墓志又云宣宗“追赐绿”，这表明宣宗赐绿为追录前功，但是根据墓志所载，孟秀荣自会昌五年九月已被贬在东都恭陵，宣宗即位时并不在长安。如果此前曾对宣宗有功，只能指墓志中含糊其辞的“为王妃连累”之事。
若此推测无误，则宣宗并非正史所记那样被动地为宦官所立，而是积极地预谋其事，王妃及孟秀荣之事即是当时皇位之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孟秀荣墓志》中提及孟秀荣元和三年(808)曾任凤翔府仇将军小判官。宪宗时凤翔镇并无仇姓节度使。
中唐以后，宦官两军中尉及各地监军使常被称为“将军”，这里“仇将军”当指仇姓监军使。《新唐书·仇士良传》载：“宪宗嗣位，再迁内给事，出监平卢、凤翔等军。”墓志中仇将军或即武宗朝权宦仇士良。
会昌三年(843)正月六日孟秀荣被仇士良擢为湖南监军，两日后又擢为都判官，置于左右，其为仇士良心腹无疑。由此看来，宣宗在即位前同仇士良宦官集团关系比较暧昧。
会昌三年(843)仇士良自请退归私第，同年六月二十三日死于私第。仇士良一死，武宗便放开手脚打击仇士良的政治势力。
会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武宗诛仇士良孔目官郑中丞、张端公等四人。
次年六月，又在仇士良私第搜得兵仗数千，遂削其官爵，籍没其家。
武宗对仇氏势力的打击虽然比较严厉，但是仇士良擅权十余年，党徒甚多，其残余势力必然对武宗的“恩将仇报”怨恨不已。
事实上，仇士良屡请致仕的动机也十分可疑，作为一刑余之人，却在私第暗藏数千兵仗，居心何在？仇士良是否以退为进，暗中策划另一场废立之事呢？因史料不足，目前还不便作此推论。
不过，从仇氏家族同武宗君相尖锐的矛盾情况来看，仇氏势力勾结宣宗的理由是相当充分的，民间关于宣宗与仇氏家族关系密切的传闻也绝非空穴来风。
一个间接证据是，宣宗即位时，仇士良已去世两年多，彼此并无任何君臣情分，宣宗为什么要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立碑颂德呢？
而且据《仇士良神道碑》，仇士良诸养子在宣宗朝也多官运亨通。长子仇从广，时任宣徽使；次子仇亢宗，曹州刺史；三子仇从源，閤门使；四子仇从渭，邠宁监军使；幼子仇从禩，也“早通诗礼，承恩入仕”。
会昌四年(844)武宗竭力抑制仇士良势力，籍没其家。宣宗非但不继续奉行武宗之政，反而为双手沾满朝臣和皇室鲜血的阉宦树碑纪功，荫其亲党。
若非仇氏宦官势力在皇位争夺中立有大功，宣宗断不会对其有如此礼遇。
5、宣宗继位的郑太后影响
宣宗生母郑太后。《旧唐书》卷五二《宪宗孝明皇后郑氏传》称“未见族姓所出、入宫之由”，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则云：
孝明郑太后，润州人也，本姓尔朱氏。李锜据浙西反，相者言于锜曰：“尔朱氏有奇相，当生天子。绮取致于家，绮既死，后入掖庭，为郭太后侍儿。宪宗皇帝爱而幸之，生宣宗皇帝，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宪宗，出祭别庙。
裴庭裕身历宣宗之朝，所记皆为耳闻日睹，相者言尔朱氏当生天子，当坊间应有此传闻。
我们惊奇地发现，此事同《杜阳杂编》、《旧唐书》一样，故事主人公恰好也是郑后。
此则故事非但为宣宗为真命天子造足舆论，还意在宣扬郑后本为真命太后，并且非常明显地在为郑后曾为逆贼李锜侍妾的历史进行讳饰。可以想象，亦应出于郑后自编自演。
宪宗后宫多嬖艳，尔朱氏没入掖庭后为郭后侍女，故得以接近宪宗，为宪宗所幸。
逆贼妻妾之子反做了唐朝天子，难免要遭到天下人的讥议。郑后这段从逆经历始终都是宣宗夺取皇位的一大污点。她炮制编造蒙冤的故事，目的不是为了给李锜平反，而是以之来证明自己不是逆臣家口，对自己曾是李锜侍妾一事进行开脱。
不仅郑后，甚至其弟郑光也有宣宗即将即位的谣言。
《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传下·宪宗孝明皇后郑氏传》云：
宣宗为光王时，后为王太妃。既即位，尊为皇太后。会昌六年，后弟光梦车中载日月，光芒烛六合，占者曰：“必暴贵。”月余，武宗崩，宣宗即位。
郑光所言占者谓其日后必暴贵，同郑后所谓相者言其必生天子颇为相似，或亦授意于郑后。武宗崩前月余口不能言，病情转危，此谣言恰出现于武宗暴崩前一月，二者绝非偶然巧合。宣宗对郑后极为恭孝，史称“宣宗性至孝，奉养郑太后于大明宫，不为别宫”。
郑光目不识丁，宣宗却连委平卢、河中两大镇，直到大中七年(853)后才不复委以方镇。郑光卒，宣宗辍朝数日，礼比亲王、公主。
宣宗种种恭孝之举，似乎也表明郑后姐弟当日确实劳苦功高。
如果我们对懿宗即位的情况进行研究，我们甚至还可以惊奇地发现，宣宗即位时的种种异相在懿宗时又一次得到重演。
唐懿宗并非有道之君，但即位后对祖母郑太后之孝不减宣宗。
在大中末的皇位争夺问题上，郑后应也鼎力支持过郓王（即懿宗)。
宣宗私爱三皇子夔王，素恶郓王，但是终不能公开废长立幼，来自郑后的压力尤不可小视。郑后以一妇人之力，影响唐代两朝皇帝的继承问题，中晚唐时期后宫嫔妃集团对政局的影响力又岂能小觑。
6、宣宗继位与翰林学士
唐武宗性豪爽，素不礼于光王（宣宗），宦官集团撇开武宗，矫诏册立光王，非常关键的一步是取得武宗命光王以皇太叔监国的所谓遗诏。
自德宗以后，翰林学士最为皇帝眷顾，权事日重。因其处于内廷，较之外廷宰相，更容易接触宫禁机密，在宫内发生非常之变时往往发挥外朝宰相所起不到的作用。
甘露之变后，翰林学士与宦官集团关系较为紧张。
至武宗会昌年间，翰林学士、宦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武宗君臣整顿朝纲，籍没权宦仇士良之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不敢干政，被宦官视为“堕败旧风”。
在遏制宦官集团的同时，由于李德裕主张政归中书，恢复中书舍人参政之权，翰林学士权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
武宗朝翰臣受到抑制主要体现在学士职权的收缩上：
首先，翰林学士的草诏权被李德裕侵夺。文宗信赖翰林学士，武宗则不以学士为意，曾云“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
会昌年间制敕多由李德裕撰写。这种情况下，翰林学士近乎等同于一般书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预知枢密的权力。
其次，中唐以来，翰林学士出院后仕途通达，多有直接拜相者，会昌时期这一途径亦为李德裕抑塞。
除李德裕拜相之前入院的崔铉外，武宗朝在李德裕执政期间入院的六位学士中只有封敖一人出院。李德裕与封敖私交不错，曾“于座中解其所赐玉带以遗敖”。
仇士良被籍没家赀后，宦官深怨武宗君相，翰林学士也仕途失意。在反对李德裕上，宦官与翰林学士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二者联合起来的可能性很大。
会昌六年(846)武宗崩时，在院学士为白敏中、韦琮、孙珏、魏扶、徐商等五人。
白敏中为翰林承旨，是学士院的长官，其政治态度对宜宗在这场皇位之争的胜负成败非常重要。
白敏中为白居易从父弟，二人均与牛党有一定的关联。白居易妻为牛党杨颖士从父妹，惧以党人见斥，固求散地。白敏中则热衷权位，积极投靠牛党。
武宗弥留之际，仇氏等宦官势力谋立光王（即宣宗），白敏中又恰好正处在翰林承旨这一敏感位子之上，自然成了宫廷密谋集团拉拢的重点。
武宗诸子皆年少，若其得立，必命李德裕为佐命大臣，白敏中等仕途上更无出之日，但是，如果白敏中转而依附宦官，翊戴光王为帝，事成之后就是首倡元从，宰相之位唾手可得。
武宗壮年暴崩，未及安排后事，李德裕身居外朝，无法探知内廷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内廷学士是唯一可以牵制宦官势力的政治力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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